《阿Q正傳》作品賞析

《阿Q正傳》是魯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說，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魯迅寫作這部小說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國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現(xiàn)代中國國民性的象征。小說特通過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揭露了中國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態(tài)社會人們的病苦，“以引起療救者的注意”。 阿Q時代屬于過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內容并未絕跡，魯迅對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對整個舊社會的批判，對整個舊的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這體現(xiàn)了魯迅深刻的啟蒙主義的思想。

 一、寫作背景及意圖

《阿Q正傳》向我們展現(xiàn)了辛亥革命前后一個畸形的中國社會和一群畸形的中國人的真面貌。它的發(fā)表，有著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內憂外患，政治腐敗，民眾愚昧，中華民族面臨滅亡的危險。而以孫中山為首的少數(shù)有志之士，披荊斬棘，浴血奮戰(zhàn)，試圖挽救危亡的中國。這就是近現(xiàn)代之交轟轟烈烈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延續(xù)幾千年的封建帝制結束了，中國似乎出現(xiàn)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動員和組織廣大農民一起參加革命，壯大革命隊伍，反而對要求革命的農民采取排斥和壓制的態(tài)度；他們也沒有徹底打擊和鎮(zhèn)壓封建勢力，反而采取了妥協(xié)、寬容和姑息態(tài)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它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資產階級把有強烈革命要求的農民拒之門外，而與封建勢力妥協(xié)，這就不可能解決中國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民問題。因此，廣大農民在革命之后，仍處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之下，承受著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們仍然“想做奴隸而不得”。 封建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向來采取暴力鎮(zhèn)壓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說，是利用封建禮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業(yè)績”和被奴役者嚴重的精神“內傷”。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中國歷史，是受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的屈辱史，封建統(tǒng)治階級在這種特殊的歷史下形成一種變態(tài)的心理，一方面對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表現(xiàn)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對自己統(tǒng)治下的臣民又擺出主子的架子，進行瘋狂的鎮(zhèn)壓，兇狠的盤剝。魯迅不止一次地對這種畸形變態(tài)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這種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魯迅以思想家的冷靜和深邃思考，以文學家的敏感和專注，觀察、分析著所經歷所思考的一切，感受著時代的脈搏，逐步認識自己所經歷的革命、所處的社會和所接觸的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這便是《阿Q正傳》基本的寫作背景。根據魯迅做小說的目的、治療國民弱點的論述和《阿Q正傳》的成因等言論，我們可以概括《阿Q正傳》的創(chuàng)作意圖：著眼于啟蒙，寫出中國人的人生，主要是廣大受剝削壓迫的勞動人民的苦難、悲慘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這悲慘的人生，喚醒沉睡的民眾。作者在這篇小說中，為療救這樣病態(tài)的社會、病態(tài)的國民而發(fā)出痛苦的吶喊。

 二、《阿Q正傳》的藝術成就。 　　

（一）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這里的典型化具有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二是采用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基本創(chuàng)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這個形象具有符號的意義，因為他不僅是阿Q這一個體，而同時也是“國民性”的濃縮體；他所生活的環(huán)境也具有高度的歷史概括性，從中可以窺見中國辛亥革命前后的歷史狀況，人性狀況。 　　

（二）敘述體的結構。對諸如《水滸傳》等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敘述方式的繼承，但又加入了現(xiàn)代的精神分析的對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視。作品中的“序”“優(yōu)勝記略”“續(xù)優(yōu)勝記略”“生計問題”等是眾多故事/事跡的并行排列、堆積，各個故事之間缺乏有效的時間聯(lián)系，因此都是空間性的敘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準革命”尤其到了結尾“大團圓”，才進入一種時間的流程，形成時間性敘事。 　　

（三）犀利的幽默和諷刺。在小說的批判與諷刺特色方面，小說不僅有頭尾兩部分議論，而且其他諸多地方都穿插有議論，這些議論具有批判與諷刺特色，是突出主題和刻畫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

（四）語言藝術特色鮮明

首先表現(xiàn)在人物對話的性格化上。有時盡管是很簡單的幾句話，卻能準確的表現(xiàn)人物的身份和突現(xiàn)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說使用了不少古語，如“誰料博雅如此公”等，不僅簡潔明了，而且給文章增加了詼諧的意味和諷刺性。第三，語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語，喜歡夸張，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語，如“兒子打老子”；最后，小說語言準確、鮮明、生動，富于表現(xiàn)力。 　　

（五）顛覆傳統(tǒng)傳記寫法

 在這部作品中，魯迅先生首先選擇的顛覆對象是封建傳統(tǒng)文學中的“史傳”文體。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傳”的種類很繁多，如本紀、列傳、自傳、外傳、內傳、大傳和小傳、家傳，等等。這些所謂的“傳”，不但等級森嚴，如皇帝用“本紀”體，大臣則用“列傳”體，而且血緣意識濃厚；更有甚者，中國史家雖然都崇奉“秉筆直書”的修史之德，但這些“帝王將相的家譜”中卻充斥著歌功頌德粉飾傳主的虛浮之詞。另外，封建社會中，書寫語言為地主知識分子所壟斷，一般市民百姓本無緣入“傳”，如阿Q就不但被剝奪了姓趙的權利，而且連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爾說，語言是棲息的家園。不掌握語言文字，又沒有在歷史的語言中得到書寫的百姓，當然也就在歷史的時空中被湮滅了。所以魯迅說，中國的歷史都是“帝王將相的家譜”。魯迅先生將一個沒有姓名而僅僅剩代碼的農民流浪漢入“傳”，顯然是“有乖史法的”。盡管小說的“正傳”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閑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里”，但這名目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傳的含義。它的語義實際上暗示了傳統(tǒng)文化的所有的“傳”，皆是“歪傳”。給阿Q這樣的悲劇小人物作傳，體現(xiàn)了魯迅先生寫作的人民性特征。

（六）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戲仿

魯迅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全方位戲仿。魯迅在《阿Q正傳》中還對傳統(tǒng)的章回體的結構和大團圓的形式進行了模仿。魯迅在小說中，采用章回體分章分回的形式，來講述阿Q的生命歷程。魯迅對章回體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達到了借助它流傳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體。中國傳統(tǒng)文學陳套，喜歡營造善有善報惡有惡的大團圓的結尾，喜歡在“皆大歡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歡欣。在藝術上，它形成了中國文學的悲劇精神的長期匱乏。魯迅對此所進行的仿制，使讀者在截然相反的結局中，在歡樂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實際的悲哀與敘述的幸災樂禍中，讓阿Q被綁縛殺場砍頭，并設計出阿Q為圓圈——畫押沒有畫圓而遺憾的細節(jié)；尤其是結尾，他故意將悲劇性的結局寫成喜劇，讓讀者看到如此的“大團圓”是多么的可憐和可悲。

　 小結：總之，《阿Q正傳》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藝術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品，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和俄羅斯作家高爾基都曾給予崇高的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既然魯迅要借用一個人物來表現(xiàn)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態(tài)，就勢必得運用夸張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許多遠非他個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負，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現(xiàn)他身上的那種具有極大概括性的心理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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