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口述史料問題

 一
要厘清那些“現(xiàn)在生活中的興趣”，首先要對口述雙方的身份有所認識。在大部分口述作品（尤其涉及“前三十年”者）中，受訪者幾乎都自認為以往（主要是“文革”）政治運動的受害者，采訪者則自認為其反對者——這大約是一種身份共識。其中有些作品相當優(yōu)秀，如《舒蕪口述自傳》、《搖蕩的秋千——是是非非說周揚》、《人有病，天知否》、《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等。這些作品不但提供了大量不同于官方“主導敘述”的另類的“活的史料”，而且還以人性和良知燭照著歷史的幽深暗道。無疑，當代文學亟需更多這樣的優(yōu)秀著作，但是那種有關“受害者”和“反對者”的身份共識，還是有必要予以適當?shù)姆直妗?
第一，受訪者的“受害者”身份。當前口述中的“受害者”幾乎都是以知名作家、批評家為代表的“優(yōu)異分子”。這與當前西方口述史主流有微妙的區(qū)別。后者側重于底層，并力圖通過底層記憶重建歷史多樣性。對此，保爾·湯普遜明確表示：“現(xiàn)有的大多數(shù)記載在性質(zhì)上所反映的是權威的觀點”，“口述史卻可能進行更公平的嘗試：證據(jù)還可以從下等人、無特權者和失敗者的口中說出來?？谑鍪房梢愿F(xiàn)實、更公平地重構過去，可以向既定的記述提出挑戰(zhàn)?！笨梢姡谑鍪分饕恰白韵露系臍v史”，但中國當代文學口述并不如此，它極少采訪底層人士。當然，受訪者確實普遍有過作為“無特權者和失敗者”的經(jīng)歷，如作為“胡風分子”、“右派”等被記入“另冊”，但這種“受害者”身份是暫時和不徹底的。其一，其“失敗”只在短時段下才有意義。而從長時段看，社會對于知識階層的不公正對待，主要是“革命民眾主義”理論的結果。隨著鄧時代新的權力機制的建立，知識分子逐漸恢復了與政治精英結盟的常態(tài)角色，并取得“文化領導權”。部分經(jīng)濟學人和法學家在新世紀還躋身“成功人士”，與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利益協(xié)同關系。其二，其“失敗”相對于政權而言，并非相對于底層。其實，即便“落難”，知識分子也未喪失相對于底層的精英位置與心態(tài)。與底層不同，他們被“下放”類似傳統(tǒng)上的被放逐或“在野”，機會到來隨時可能恢復權力和地位。由此二點觀之，受訪者的口述不能不叫人異常糾結：他們講述的過去，究竟是“失敗者”的經(jīng)驗，還是“成功者”的經(jīng)驗？E·H·卡爾說過，“歷史是成功者的記錄，而不是失敗者的記錄”，被訪者能夠講述自己的“失敗”，顯然因為他們所屬的階層已在事實上“成功”，接管了話語權。
第二，采訪者的“反對者”身份?？谑龉ぷ髡叽蠖家浴拔母铩甭肪€的反對者自居，并以搜集其反人性證據(jù)為己任。譬如傅光明表示，他采訪“老舍之死”的目的，“是要表現(xiàn)那場史無前例的人性的戰(zhàn)爭的‘瘋狂愚昧’，哪怕所表現(xiàn)的僅僅是人性世界的一個側面”。這種身份自設令人尊敬，但有兩點相關信息需要澄清。其一，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實踐在當前中國已成為過去，我們正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其二，去威權化是文化思潮的一個部分。在一些人敘述中，社會似乎重新“階級化”，底層被拋棄，部分知識精英在為利益部門掠奪國有資產(chǎn)的“私有化”運動尋求合法性論證。在這新一輪權力重組中，以悲情方式反對過去年代的政治，多少有與假想敵作戰(zhàn)的嫌疑。而且，它還帶來兩層客觀效果。一方面，30年如一日地講述“文革”罪惡（從“傷痕小說”到當前文學口述）、伸張正義的同時，是否也起到了轉移視線、掩蓋新的社會不平等的作用？正因此，汪暉反對一些人“反對者”身份的自我塑造，“今天，對任何權力的分析都必須置于一個權力網(wǎng)絡的關系之中，從任何一個單一方向上將自己塑造成反對者都是可疑的”，何以“可疑”呢？因為“這個反抗的姿態(tài)和描述無非是新的權力關系的自我表達罷了。樹立那樣一個沒有真正力量的敵對者，進而將自己的利益合法化”。這當然是極端的說法。李輝、許福蘆、傅光明等口述研究者的工作確實值得當代文學口述重新理解我們身邊充滿吊詭的意識形態(tài)生產(chǎn)：我們的“良知”是否正好適應了新的格局的需要？另一方面，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實踐，也許并非只是單質(zhì)的威權形式。事實上，它也包含了國家現(xiàn)代化和底層人權（生存權）的真實追求，對于我們重新思考底層與公正問題未必沒有值得清理的“遺產(chǎn)”。但強烈的反對立場無疑會截斷清理的可能。從某種意義上講，口述者的良知帶給底層的，未必是積極的效果。
是“受害者”還是“成功者”，是過去政治的反對者還是現(xiàn)實權力的共謀者，這些重疊的或似無或似有的混雜身份，使當代文學口述變得異常復雜。如果說，我們承認口述史料“源于一個復雜的生產(chǎn)過程。受到多種不同層面社會結構力量的制約”，那么，“受害者”和“反對者”在前、“成功者”或權力者居后，就共同構成了文學口述的“臺前幕后”。這是口述者個人未必意識得到的文化生產(chǎn)機制。做口述工作，如不能認識并面對這一問題，那么他（她）的工作的價值無疑會打很大折扣。顯然，“成功者”也好，權力者也好，都涉及“現(xiàn)在生活中的興趣”。記憶總是因“興趣”召喚而至，甚至被限制、被壟斷。當代文學口述有無此類問題呢？我們可從“幸存者”視角的特權化、知識分子視角的普適化以及道德塑造等方面，予以具體分析。至于人所周知的政治限制，則不贅述。
三
關于“幸存者”視角的特權化，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曾針對維烏科米爾斯基的自傳體“名著”《童年回憶殘片（1939—1948）》作過分析。這部自傳作為納粹大屠殺的證據(jù)，一度在讀者中引起很大反響，其實它的情節(jié)多有偽造。但為什么這種偽裝的“回憶”會被廣為接受呢？阿萊達·阿斯曼說：
這可能與這樣一種情況有關，就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切切實實地根據(jù)一種社會期待態(tài)度寫成的。人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就是維烏科米爾斯基的回憶雖然不是真實的，但卻是“正確的”。他們不僅從對幸存者的有用性這個意義上是正確的，而且從社會接受性這個意義上說也是正確的。把這種幸存者的視角特權化，使之成為公認的、正確的回憶。
這里有一種區(qū)分：“真實的”和“正確的”。維烏科米爾斯基的“回憶”盡管不真實，但由于“有用”，所以仍被廣泛接受。其中，“幸存者”的視角具有某種敘述與傳播的“特權”，它為人們所需要并鞏固了人們記憶和建構歷史的某種方式。
在當代文學口述（尤其“前三十年”）中，“幸存者”的“特權”同樣非常明顯。除鄭實采寫的《浩然口述自傳》外，當代口述幾乎全部集中在“前三十年”政治運動的“幸存者”身上。這存在著“正確的”高于“真實的”的敘述權力問題。尋求“幸存者”、搜集當年的反人性證據(jù)，具有無可辯駁的“正確性”。一方面，它是樸素良知的見證，以深刻的現(xiàn)場性記錄了曾經(jīng)有過的反人類暴行。另一方面，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看，它也是“改革開放”年代尋求自身合法性的“政治正確”。因這兩點“正確”，“幸存者”視角就被自然化了，其“真實性”問題則被隱匿。這不是說“幸存者”的口述不真實，而是說在結構性的意義上，“幸存者”視角的“真實性”涉及到兩種比較明顯的約束與控制。
第一，為什么口述對象會絕對地集中于“幸存者”身上呢？其實，歷史是由不同人群或不同遭遇的人共同經(jīng)歷的。在“前三十年”，有不幸落難和家毀人亡的群體，也有憑借體制而風光幸運者。譬如，當年文學體制曾讓谷峪、尹庚、唐湜等青年作家淪落底層（尹庚成了乞丐?。?，但也造就了許多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后一類材料無疑真實，但不太“正確”，故當代文學口述極少涉及“幸運者”。指出“幸運者”的存在并非要暗示政治的“美麗”，但口述活動刪除“幸運者”則會使歷史簡約化，“遺漏”諸多復雜問題。譬如，體制為何在過去、今天都越演越烈，其實與既得利益者的喜愛和維護有關。與拋棄
“幸運者”相似，文學口述對“幸存者”也有區(qū)別對待。據(jù)我看來，當前口述挑選的主要是對過去政治心懷不滿的或至少可給讀者這類暗示的“幸存者”。但其實，對過去年代仍懷有深切感情的“幸存者”也大有人在，譬如《紅色娘子軍》的作者、“文革”期間被捕入獄的梁信。梁信對南霸天是編造的說法甚表憤怒。在接受筆者采訪時，這位87歲的老人明確表示當年寫作是“為了更好地活下去”。遺憾的是，已有口述很少對這類“幸存者”發(fā)生興趣。對后者而言，若說是社會主義政治（主要是“文革”）讓他們遭受不幸，不如說是民國或滿洲國的“反人類”暴行更使身在底層的他們心有余悸。文學之于梁信們，實是一種詹姆斯·斯科特未曾提到的“弱者的武器”，是追求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的努力。那么，這類受害經(jīng)歷為何很少進入口述呢？推其原因，恐怕也在于不“正確”。美國媒體學家將“受害者”分為兩類：即“有價值受害者”和“無價值受害者”，其中，只有“來自敵國的受害者會被認為‘有價值’，較之本國或附庸國那些顯然是‘無價值’受害者會得到更密集和充滿憤慨的報道”。同樣，中國當代文學口述者既自認為“文革”路線的反對者，那么就只有這些“受害者”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而民國和今天的“受害者”的材料盡管真實，卻沒有多大“意義”。這使我感嘆：何以不同的不幸會如此地結構不對稱呢？何以文學口述總是吝于投射到我的鄉(xiāng)鄰和同胞之上呢？我意識到，“良知”并非普適的，它受到身份和立場的約束。
第二，“幸存者”視角對于口述史實也是有選擇的。一位被選定的口述者，他所經(jīng)歷的生活未必正好和迫害/被迫害的故事若合符節(jié)，這就給口述帶來“麻煩”。啟之先生從事電影人口述工作，據(jù)他自述，一次采訪S先生時，他就發(fā)現(xiàn)受訪者所談內(nèi)容缺乏價值：
（他）沒完沒了地向你講述他們的秘辛逸聞：周璇的金條藏在了什么地方，周璇與哪位影人有了私生子，石揮與周璇的戀愛風波，石揮為什么自殺，等等。如果你提醒他，能否講一講“文革”中電影人的生存狀況，他馬上就想到了黃宗英，想到了黃在五七干校吃飯時，從食堂買的四毛錢一盤的煮蠶豆。
在啟之看來，S先生的“趣味”不太高雅。那么，何以“秘辛逸聞”就無價值呢？其實，電影人是“受害者”，但也可能同時是愛情蕩子。采訪者應在“幸存者”視角之外，有足夠思想空間包容歷史的駁雜性。這里，我甚至很欣賞保爾·湯普遜對于謊言的肯定。他認為，“在一個生活故事中發(fā)現(xiàn)扭曲或者隱瞞并不純粹是消極的。甚至一句謊言也是一種溝通的形式；并且它可能對于家庭的心理和社會態(tài)度提供重要的線索。”這是怎樣開放的眼光啊。2008年5月我采訪一位中國作協(xié)的老人時，他突然給我講起一件各種周揚史料都未提及的私事。他說，50年代初周揚有私情并育有一子，孩子到作協(xié)里玩，活脫脫一個小周揚，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則材料使我對喜怒不形于色的周揚有了一個感性認識，更多地理解了他在60年代初期對《講話》的個人解釋。S先生的材料對了解當年文藝生態(tài)其實也有很高史料價值。但在“幸存者”視角下，這類“低級趣味”不免內(nèi)含威脅：如果50年代的導演們也是私情不斷，那么所謂“政治壓力”就要打折扣了。啟之截斷S先生或與此有關。這是不是意味著，有時口述者是在為心目中已經(jīng)定好的結論收集材料，而非從各種駁雜的材料中形成看法？如是這樣，我就想起英國歷史學家艾文思的一句感嘆：“一個自以為是的歷史學家把整個美妙而神奇的歷史活動歸結于一個單一的主題，把整整幾百年當作乏味的東西扔掉，把整個歷史都擠進一個預設的體系中。恰好違背了所有成其為歷史的東西?！?
以上兩點，可見“幸存者”視角的特權化對真實的妨礙。這種妨礙有時發(fā)展到夸張的地步，譬如受訪者的有意迎合。啟之采訪Y先生時：“前兩個小時是在攝像機前面度過的，后三個小時用在了飯桌上。在攝像機前，他講述了1964年自己在拍第一部樣板電影時如何得罪了江青，江青對他怎樣不滿。講述了‘文革’中，由于江青對他的誣陷，他受到了怎樣的迫害。而在酒酣耳熱的飯桌上，Y先生講述的則是他與江青關系的另一面——江青如何關心他，如何懂得藝術?！盰先生頗為精明，對“應該”怎樣講述“幸存”的故事才能迎合對方，已經(jīng)摸得比較清楚。為此，他提供了一部分材料，而將另一部分材料丟開。如非吃飯，采訪者就不會知道另一些史料，于是他們整理出來的口述史就正是他們事先希望的。如此口述怎能不可疑呢？不過，提出“幸存者”視角特權化的問題，并非要否定“幸存者”故事的意義。恰恰相反，文學口述還應繼續(xù)講述“幸存者”的故事，以使我們不重蹈過去的悲劇。不過，口述工作應避免讓“幸存者”成為壟斷性的“認識裝置”——我們的良知不僅要投射到“文革”政治的“受害者”之上，還要投射到那些被“改革開放”甩出“軌道”的犧牲者，那些已逐漸被排斥在“民國熱”之外的底層不幸者，以及替他們發(fā)出聲音的作者和文字。各類“幸存者”都應擁有喧嘩之聲。如果文學口述只有或只允許有一種聲音，那么即使它擁有良知或自由的神圣名義。它的結構性霸權也仍然是對正義的疏離。
三
知識分子視角也是文學口述中值得分辨的“現(xiàn)在生活中的興趣”。其實，它與“幸存者”有較大重疊，但本質(zhì)不太一樣，故需另作討論。保爾·湯普遜說，“任何人對于過去事件的回憶都是不值得信任的”，由知識分子策劃、采訪/被訪、出版的文學口述也不例外。據(jù)我看來，當代中國史不是在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上展開的，但當代口述卻主要是根據(jù)知識分子的歷史感受進行的。這固然有獨立思考之優(yōu)點，但也意味著將某一特殊階層的經(jīng)驗與訴求普適化，以及對多重交織的歷史邏輯的壓縮、刪除和誤讀。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第一，知識分子視角以集權，知識分子的二元關系想象歷史。在此“認識裝置”中，知識者以自身的整體不幸，將社會歷史中國推入了難以辯詰的尷尬位置。舒蕪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訪時，就把年代與知識者的關系解釋為“兔死狗烹”，認為“解放后從蕭軍一直打到馮雪峰，魯迅的這些人都打完了，最后把周揚也打掉了”。這是用社會權力的邏輯進行推斷。但我以為事實要更復雜，至少“兔死狗烹”之說對周揚不甚合適。周揚“落難”，事情并不簡單。其背后牽涉的是鄒讜所謂的中國政治傳統(tǒng)中全贏，全輸?shù)呐上刀窢幠Ｊ?。知識者視角毋寧錯失了更有價值的問題。當然，這只是印象式判斷。從理論上講，知識者的二元視野實是以知識者為主體，而將社會主義客體化了，后者自身的邏輯被抹除。
知識分子視角對政權的客體化在當代文學口述中表現(xiàn)甚為明顯。從《老舍之死采訪實錄》、《人有病，天知否？》等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前三十年”的文學體制和文學除了壓抑人性之外，委實無甚價值。一般而言，這種判斷也能夠成立，但它在兩點上受到了知識分子“潛在的約定”的影響。其一，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獨立思考的欲望與言論自由的權利訴求，被界定為“人性”的主要內(nèi)容，而農(nóng)民免于貧困的欲求和工人初步形成的尊嚴感，不被承認為“人性”。因此，當代文學口述的“人性”立場，主要表現(xiàn)在發(fā)掘權力對知識者的影響，而基本上不關注體制對（底層）溫飽、識字、自主婚姻、免于土霸欺壓的人格尊嚴等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的創(chuàng)造。其二，以這種壓制經(jīng)驗作為根據(jù)，將“前三十年”文學界定為政權合法性的論證工具。但這顯然不能解釋這種文學與底層的深刻關系。其實，這種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主要是“少數(shù)群體”的反抗文學，是底層求取尊嚴的“弱者的武器”?！吧贁?shù)者的文學一定是集體性的”，㈨’它對底層的集體肯定和對上層社會的集體否定，它對日常異質(zhì)性的壓抑，都是“反抗者”的自然的“敘事政治”，也是第三世界文學的普遍特征。將此特點從“反抗”中割裂出來進而界定為工具“本質(zhì)”，無疑包含有并不那么公正的“新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
第二，知識分子對底層的誤讀和利用。由于知識分子總在政府，知識分子二維關系中思考問題，當代文學口述基本上遺忘了底層，但也有個別涉及者。其中存在兩個問題。其一，以一種知識的“自信”強行解釋底層。由于文學口述過于欠缺，這里以一樁社會學口述為例。社會學家郭于華曾在陜北驥村從事婦女口述，她發(fā)現(xiàn)驥村婦女對五六十年代集體化歲月留有快樂的突出印象。這使她感到“多少有些令人費解”，為什么呢？因為集體化是“一場給無數(shù)普通人帶來災難的大規(guī)模社會試驗”，“集體化對于鄉(xiāng)村社會和農(nóng)民心靈的重構過程使我們想到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大洋國’。他在著名的《一九八四》中描述了一個全體人民處于完全監(jiān)視之下、自由與思想成為絕跡珍品的國度”。最后，郭還是努力作了解釋：現(xiàn)實不滿的投射，尤其是一種自我欺騙式的“幻象”導致了不合理的快樂記憶。這種解釋頗為武斷，明顯暴露出“知識分子視角”與底層農(nóng)民之間的鴻溝。農(nóng)民的快樂并非由于被騙的幻象，不過是擺脫極度貧困和無尊嚴人生而初步獲得“人”的資格的內(nèi)心愉悅。汪暉把這一點列入了“20世紀的理想和社會主義時代真實的成就”，“不僅是經(jīng)濟的成就，而且也是工人和農(nóng)民在這一實踐過程中曾經(jīng)獲得的——也是并不穩(wěn)定的——尊嚴感”。郭于華將自由與思想誤解為農(nóng)民應有的訴求，無疑是知識者的誤讀與錯位。所以，怎樣“通過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不是我的聲音來理解他們”，仍是口述工作面對底層時待解的難題。其二，“綁架”底層，利用底層證明知識分子歷史觀?？梢约o錄電影《暴風驟雨》（2005）為例。這部電影意在顛覆革命小說《暴風驟雨》對于地主之“惡”的敘述。電影中小說原型地（今尚志市元寶鎮(zhèn)）大量農(nóng)民的口述顯示，現(xiàn)實中的地主勤儉、無剝削、無惡行，小說純屬謊言。但據(jù)我搜集到的兩部元寶鎮(zhèn)內(nèi)部資料集（《土改文化第一村》，2003；《從光腚屯到億元村》，2004）看，小說中所寫地主之道德敗壞多有真實原型，而資料中所載當?shù)厝松钕莩嘭毜恼鎸嵧纯?、被地主和“公職人員”欺辱的怨怒、對土地和尊嚴的渴望，都被導演蔣樾有意識地“疏忽”了。這種做法，粗暴地“斬斷”了農(nóng)民的生活邏輯，僅截取、利用其口述“碎片”，以“證明”導演預設的結論，與底層真正的聲音和訴求并無關系。
知識分子視角的普適化，使當代文學口述在理解社會主義政權和底層兩方面都出現(xiàn)了誤差。在社會主義理想已被新的權力關系拋棄、底層從來都難以發(fā)出聲音的現(xiàn)實下，這兩重“誤差”不會遭到有效抵制。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真的能廣為接受。在洪子誠先生的一次講演中，曾有學生對洪先生有關“文革”的講述表示懷疑，認為那可能只是精英視野內(nèi)的敘述。洪先生以學生未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輕易地將問題“化解”。我私意以為這未必妥當。經(jīng)驗的優(yōu)勢未必可以代替必要的反思。保爾·湯普遜說：“口述史的優(yōu)點并不是它必然需要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立場，而是使得歷史學家意識到他們的活動不可避免地是在一個社會脈絡之中并伴隨著政治含義而從事的?！奔热弧安豢杀苊狻?，我們在做口述工作時，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認識事物的方式少些“自信”，或許對于歷史功莫大焉。
四
絮絮叨叨地談論“幸存者”視角的特權化，分析知識分子視角的普適化，多少有些陳平原諷刺的“懂得了?？?，動不動就往權力、往陰謀、往宰制方面靠”的“無聊”。但仍愿為此，確實是心中有所郁結。我也無意故意挑知識分子的刺，實在是覺得口述工作若能對“現(xiàn)在生活中的興趣”多保持些距離，將會獲得更寬闊的“田野”空間。甚至對眾聲喧嘩的世界的形成，對各種利益團體之間合理的公共空間的形成，或許都有所裨益。當然，這就要求知識分子有更多承擔：既能經(jīng)受體制的壓力，又能謙遜地面對底層的深刻不信任。這是近似于“橫站”的命運。不過，文學口述中“現(xiàn)在生活中的興趣”，并非全部源出知識分子，也有屬于社會“共識”范疇的規(guī)范，譬如某種無形而有力的“道德塑造”。眾所周知，深受儒家浸淫的中國人有強烈的道德傾向，習于給歷史人物“提煉”或追加良好道德形象。不單家屬、門生要求歷史記述回避其可能實存的“失德”，而且一般刊物和出版社編輯也不太接納對于“先賢”的道德冒犯。其間原因，不僅在于可能引起的法律糾紛，而更在于知識分子群體的自我認同。即便某些“失德”是“真實”的，知識界也傾向于與死者為善，視公開講述為另一種“不正確”。在文學口述中，有三項大致屬于“私德”范疇的活動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排斥：一是與性有關的私生活，二是涉及背叛或投機的史實，三是作為文人重要社會活動的派系政治。
當代文人糾紛不斷的情戀或婚外性關系本來是常見的，口述工作對這方面的材料宜以“平常心”視之，不必刻意“窺私”，也不必有意排斥。但有些“嚴肅”采訪者對此不太接受。譬如前述啟之先生就反感被訪者在預定話題之外談論緋聞艷事，甚至將此歸因于“對成功者以及他們享有的這類性關系的羨憎情結”“弱”。這是怎樣“正派”的道德意識啊。其實，如果所述可靠，我們?yōu)槭裁床荒馨堰@些“緋聞”簡簡單單地當作史料看呢？也許私生活材料比正式傳記中的一臉儼然要有價值得多。這方面，也有口述工者做得比較出色，譬如程紹國在《林斤瀾說》中就記述了林在生前對已故作家高曉聲的評價，認為高寫小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出名、賺錢，換一個年輕漂亮的老婆。這種從多年私交得出的觀察，對于理解高曉聲當年在重返“十七年”和走向“國民性批判”之間的敏感與“調(diào)整”大有助益。也因此，我在采訪黎辛時，專門向他求證了坊間傳言較多的丁玲與毛澤東的“特殊關系”。黎辛是當年《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他明確表示兩人很接近，但并無其他“關系”。這一說法比較可信，它對我理解丁玲40年代的思想沖突也有不少幫助。故我覺得，口述工作應該克服道德塑造和道德判斷的沖動，嘗試從歷史的意義上發(fā)掘與文學有關的私人史料。
回避背叛或投機的史實，也是一種有關道德塑造的“現(xiàn)在生活中的興趣”。這主要是受訪者的忌諱，“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他們犯有錯誤甚至罪行，在運動結束后受到了組織的處理或法律的懲辦。人生的挫折感、失敗感，以及恥辱感使他們封閉了回顧之門，逃離了口述歷史?！蔽以诓稍L舒蕪先生時，就比較顧慮1955年“交信”事件。因此在前半部分，一直有意識地沒有涉及胡風。到后半部分談得比較融洽時，才涉及胡風?？赡苡捎诳谑稣邲]有擺出“問罪”姿態(tài)，舒先生談起胡風比較客觀。言談間對師長胡風仍流露出較多感激之情，也體現(xiàn)出較強的自我反思能力。比較起來，啟之先生做的口述工作多，遇到的麻煩也多，譬如一位揭發(fā)過恩師孫道臨的導演就拒絕采訪。這也是口述工作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過，“道德塑造”作為一種“現(xiàn)在生活中的必趣”，對文學口述妨礙最大處其實在另一種更為普遍化的事實——圈子意識。每個單位都普遍存在一個、兩個乃至多個彼此矛盾的圈子。權力和資源的配置，由在斗爭中占優(yōu)勢的圈子決定。一個人期望獲得權力和資源，他（她）除了使自己的業(yè)績符合公開評價規(guī)則之外，更重要的是參加占優(yōu)勢的圈子。而不愿意參加圈子的人，往往要付出不能獲得權力和資源的代價。文化人則從來都是派爭的“重災區(qū)”。文藝觀念的分歧與意氣之爭、門戶之別、利益沖突，永遠有著互為因果的復雜關聯(lián)。做口述工作若不明白這一點，是比較遺憾的。啟之回憶：有一次“一位被打成‘右派’，在寧夏度過了三十年的、年近八旬的知識女性，在飯桌上突然發(fā)起火來，把‘四條漢子’和他們的譯著、劇作視為糞土，把錢鐘書、楊絳的學術成就說得一錢不值。”對此，啟之照例解釋為“偏執(zhí)”和“羨憎”，無意探究。其實，這里面可能有派系舊怨：該女士（可能是丁玲秘書張鳳珠）何以淪為“右派”，或牽涉到當年的“周（揚）、丁（玲）之爭”。其中當可采集到很好的見證當代文學生態(tài)的口述史料。遺憾的是，很多口述工作者對此缺乏意識，或意識到了但認為此類材料不夠“光彩”就給“忽略”了。
“道德塑造”，連同前述“幸存者”視角的特權化、知識分子視角的普適化，都構成了當代文學口述中的身份權力。哈布瓦赫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按照一群人實際生活的樣子來講述事實?！闭嬉龅竭@一點，還有很多的路要走。畢竟，當代文學口述起步未幾，雖有初步的成績，但也有更多問題需要直面。我們不但要擴展“幸存者”的概念，而且還要頂住外來的道德或其他的（如政治）壓力，甚至還要時時檢查自己的“良知”是否真的可靠。最后，艾文思的一段話可作為口述工作者的共勉——“文獻永遠是從某人的觀點出發(fā)定寫成的，帶有某種特定的目的和對讀者的想象，如果我們不將這些東西都發(fā)掘出來，我們就可能會被誤導”——我們的口述史料要經(jīng)得起這種多少有點“殘酷”的質(zhì)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