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傳奇《任氏傳》中任氏的狐性和人性

    在世界各地的民間故事中，狐貍一直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但在東西方文化體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西方正如漢斯·約爾格·烏特《論狐貍的傳說及其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狐貍在身體和智力方面所具備的才能，使他成了計謀、狡猾和陰險，甚至是罪惡的化身。但狐貍也不乏一些受到人們積極評價的特點(diǎn)和能力，如富有創(chuàng)造精神、關(guān)懷他人和樂于助人、動作快速迅速和謹(jǐn)慎等，亦即具有所有動物的特征：矛盾性。”而在中國，狐貍不僅是民間故事，更是文人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角色。先秦至唐文學(xué)出現(xiàn)了一系列動物精靈形象，如狐貍精靈、老虎精靈、龜精靈、猿猴精靈、豬精靈、龍精靈、蛇精靈、螞蟻精靈等。這些動物精靈大多被擬人化，具有人的思想和情欲，或具有神奇的力量，充滿浪漫幻想與神話色彩。但在這些動物精靈故事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無疑就是狐貍精靈形象，而且其故事也是數(shù)量最多、質(zhì)量最高的，成為我國文言小說中一個重要題材門類。

    狐精形象幾乎貫穿了中國古典小說發(fā)展的各個階段，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原型意象。“兩千多年來，數(shù)百個故事講到：有一個書生在夜晚讀書時，一個迷人的美麗少女來到他的房間，與他相愛。她每日朝逝夕來，書生便越來越虛弱。直到后來，一個道士告訴書生，這美女是個狐貍精，她要吸干書生的精氣，以變成狐仙?！边@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教授愛伯哈德在《中國文化象征詞典》中關(guān)于狐貍精的一段描述，這種描述也非常符合中國人對于狐貍精的一般性理解。動物寓言和童話在世界各地都有流傳，以狐貍為主角的動物故事在中世紀(jì)歐洲幾乎家喻戶曉，但狐貍精卻是中國的特產(chǎn)。因?yàn)闅W洲此類有關(guān)狐貍的童話或寓言，只是“狐貍的故事”，而中國絕大多數(shù)以狐貍為主角的故事卻是“狐貍精的故事”。

    狐精形象的演變大致經(jīng)過了神、妖、人三個階段。到了唐代，更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文學(xué)形象之一，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任氏傳》。從某種意義上說，《任氏傳》是最早借狐仙寫人、寫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作品，也是《聊齋志異》之前寫狐精與人戀愛故事最完整、最優(yōu)秀的一篇。它一反以往狐妖鬼魅害人的傳統(tǒng)觀念，塑造了一個聰明美麗、堅(jiān)貞多情的狐精形象。在任氏身上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所推崇的女性之美，亦狐亦人，使狐精形象從外貌到內(nèi)涵都有了歷史性的突破，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義。

    任氏，女妖也。妖，即非人。小說從一開始就提到了這一點(diǎn)，那么妖也有妖的世界、妖的生活方式、妖的思想感情。她的首次亮相是與兩個婦人在升平北門大道上行走，這是妖的一種日常行為，但也可認(rèn)為是她對人間的一種了解。此時，偶遇鄭六，鄭六感其美麗，對其一見鐘情，而任氏也對鄭六“心有靈犀”，因此，兩人遂眉目傳情。從升平北門大道到任氏住宅，一路上，兩人漸漸熟悉、親昵、通名定情，最后在任氏住宅中，舉杯暢飲，相談甚歡，而成就一段姻緣。天快亮?xí)r，任氏以“教坊、南衙”的理由讓鄭六離開，因?yàn)樗浅Ｃ靼鬃约旱纳矸菔呛６嵙窃谫u餅胡人那里得知此住宅為荒宅，任氏為狐貍的。此中也展現(xiàn)了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以荒宅為家，引誘男人同宿。

    應(yīng)當(dāng)說在此階段，任氏身上較多地體現(xiàn)的還是一種狐性，她與所有的狐仙一樣，容貌姝麗，“多誘男子偶宿”。初遇“貧無家，托身于妻族”的鄭六，可能也只是想誘其“偶宿”。

    此后隨著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任氏身上的人性就漸漸壓倒了其狐性，或者說，任氏所具備的人性特征本就多于狐性。本來，鄭六得知任氏是妖而非人，便會不再去見她，奈何任氏的美貌久久縈繞在鄭六心頭，致使他渴望再一次見到任氏，而天公剛好作美，鄭六與任氏相逢于西市。任氏此時面對鄭六心里是有著嚴(yán)重的異性自卑感的，此時的她也渴望這段感情，但卻不知如何去面對，所以她選擇了背向鄭六站住，用扇子擋在身后。但鄭六并不在乎任氏的身份，懇求任氏不要拋棄自己。也許，正是這一番深情，這一種念想，感動了任氏。再次相見，便“愿終己以奉巾櫛”。從這里可深切感知到妖對待感情并不是隨心所欲，信手拈來，更何況任氏經(jīng)常引誘男人同宿，可謂是閱人無數(shù)，但她偏偏選擇了鄭六，因此，不能不說妖亦通人情，亦知珍重情愛。

    事情本來可以到此為止，但為了進(jìn)一步刻畫任氏的人情世故和人間生活，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寫任氏與韋崟之間糾葛。韋崟，“少落拓，好飲酒”，“夙從逸游，多識美麗”。初見任氏，情不自禁，“愛之發(fā)狂，乃擁而凌之”。此時，任氏已為鄭六婦，貞操觀念已入“妖心”，“不服”，“既緩，悍御如初”，“自度不免……而神色慘變”。然后，經(jīng)過一番深情表白，使韋崟“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飯，未嘗忘焉”。而對如此鐘愛自己的韋崟，任氏無法做到以身以心相許，便先后引薦了張十五娘、將軍緬之寵奴，與崟“通之”。

    原來，妖不僅懂得享受人間情愛，亦重義厚誼。面對韋崟的深情厚義，任氏雖不能以身相許，用自己的情愛回饋報答，亦知投其所好，為其引薦“姝麗”，滿足其獵艷之心。這樣做，雖然不太道德，其行為本身可能會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嫌疑，但是，我們?nèi)羝查_這種行為本身，則不能不說任氏實(shí)在是個多義女子。此時的任氏，已不僅僅是一人間知情曉愛的普通女子，而具有了為朋友肝腦涂地、兩肋插刀的男兒豪情。

    當(dāng)然在這一過程中也進(jìn)一步表現(xiàn)了任氏的敏辯。面對韋崟的逼迫，任氏奮力拒抗，先是以兄弟情意來軟化韋崟，接著以“忍以有余之心，而奪人之不足”據(jù)理力爭，用以柔克剛的招式最終博得韋崟的同情和后來的傾囊相助，“凡任氏之薪位牲餼，皆崟給焉”。任氏用言辭的力量獲得一勞永逸的靠山，免除了她和鄭六在經(jīng)濟(jì)上的后顧之憂。韋崟這個人物在性格上的轉(zhuǎn)變，以及后來的諸多表現(xiàn)，無不與這一段言辭的影響有關(guān)。

    更讓人泫然的是任氏的悲慘結(jié)局。作為妖亦或仙，她已經(jīng)知道“是歲不利西行”，但依然經(jīng)不住鄭六“懇請如此”，“遂行”。路遇蒼犬，“欻然墜于地”，“為犬所斃”。這種“明知途有犬，偏向犬途行”，為愛而以身伺犬的大義，豈是一般女子所能為？在這里，任氏不但是為了信守她要服侍鄭六一生的諾言，更重要的是她要用死來證明她的愛，證明她的愛之深！

    所以，任氏是狐仙，但讀完之后給人的卻是另一種印象：機(jī)智、勇敢、善良的女性。任氏雖為狐身，同時她又具有中國傳統(tǒng)女性的賢淑品德，為了維持永久的愛情，她在明知與鄭六出行有危險時，仍不惜拿生命作賭注，結(jié)果作了無畏的犧牲，以死表明了對愛情的忠貞不二。

    關(guān)于任氏的美貌，小說中采用了側(cè)面烘托的手法。古人描寫女子美貌的詩文有很多，《詩經(jīng)》里有“手如柔夷，膚如凝脂”式的感觀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里有“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式的恰到好處的美，《洛神賦》里有“翩若驚鴻，矯若游龍”式的體態(tài)美，最打動人心的是羅敷令“耕者忘耕”，見之移神的美。而本篇小說中，作者寫任氏之美，即采用了這種烘云托月的方法，達(dá)到了最佳敘述效果。作者沒用直接的文字描述任氏的美貌（這一點(diǎn)同唐傳奇中其他作品有些區(qū)別），鄭、任第一次在北門道中相遇，鄭六見到的是身著白衣的任氏，只用了“容色殊麗”四字以區(qū)分她與隨行的兩個女子，而鄭六的表現(xiàn)是“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后之，將挑而未敢”，任氏則“時時盼睞”，后“相視大笑”。鄭六入任氏宅，并夜宿，見到的任氏是“妍姿美質(zhì)，歌笑態(tài)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韋崟同任氏的沖突即是由任氏的美貌所引起：韋崟先是不信鄭六的實(shí)力，認(rèn)為憑著他的陋質(zhì)獲得絕麗女子是不可能有的事。接下來便是派家童中“慧黠者”前去窺探，家童“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說“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也”。接下來，便是萬花叢中過的韋崟，拿出很多絕色女子試圖和任氏一比高下，家童皆言“非其倫”，連他“秾艷如神仙”的內(nèi)妹都無法勝出，崟“撫手大駭”，“遂命汲水澡頸，巾首膏唇而往”。在韋崟的眼里，身著紅裳的任氏，其美色“殆過于所傳也”，所以，韋崟才有愛之發(fā)狂，欲“擁而凌之”的舉動，故事發(fā)展到此處，一切人物的出現(xiàn)和表現(xiàn)，都是為突出任氏的美而無意安排的。

    關(guān)于任氏的“多情”則體現(xiàn)在三件事上：一是她為拒絕韋崟的凌辱，“汗若濡雨”也在所不懼，“神色慘變”四字更可見她對鄭六的一分貞心；二是讓鄭六買馬賣馬，以獲厚利，供二人生計，這件事不僅可見出任氏的真情和用心，更見出其聰慧的特性；第三件事是鄭六強(qiáng)求任氏同行一節(jié)，任氏說“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任氏已預(yù)料到途中必遇獵狗，所以借種種理由拒絕此次同行。在任氏看來，狐命不足惜，但真情難得，任氏保存自己的狐命，為的是同鄭六有長久的廝守，而這一切，并不為莽夫鄭六所察覺和領(lǐng)悟，最后“任氏不得已，遂行！”

    總之，任氏是一個美麗溫柔、聰明機(jī)智、任俠仗義、癡情善良的妖。很遺憾，任氏如此一位情感豐富的狐仙，在鄭六、韋崟等人眼里卻只是貌美而已，這兩個男人始終只保留在對她的淺層了解上。除韋崟對任氏“神色慘變”而說的一席話“斂衽而謝”，可以說初步深入“妖”心外，幾無男人對任氏深層次喜歡和理解。她的一生，是沒有人能真正讀懂的。怪不得作者在小說的最后嘆道：“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貌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于情，不止于賞玩風(fēng)態(tài)而已。惜哉！”

    《任氏傳》與后來，特別是《聊齋志異》里的狐仙故事有一個很重要的區(qū)別，那就是男主人公的身份。任氏遇到兩個男子，均是落拓不羈、好冶游的“浪子”、武人。而到了蒲松齡的筆下，狐仙們鐘情的男子卻多為讀書人。為什么會這樣呢？也許，后來的小說作者是有意無意地將自己“內(nèi)化”于故事，想象著美麗艷絕的狐仙鐘情于己；也許，唐代“武功”可為，而宋明清“文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作者便自覺不自覺地塑造狐仙喜歡書生；也許，這既是人文底蘊(yùn)沉入小說的自覺，也是文人張力凸現(xiàn)于小說的自戀。但有一點(diǎn)卻是相同的，狐仙們喜歡的多是“窮”而后“達(dá)”的人，唐代如此，宋明清依然如此。

參考文獻(xiàn)：

1.胡梅;魏晉南北朝志怪中的人妖戀小說[D];南京師范大學(xué);2005年

2．楊潔;試論西安、洛陽地區(qū)唐墓出土的武士俑、天王俑[D];西北大學(xué);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