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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者”的本土文化保護
作者:黃虎來源:原創(chuàng)日期:2013-09-29人氣:974
一、陽剛民間音樂館
2009年,生于崇明島、長于崇明島的上海陽剛電子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崇明島)董事長楊剛先生,獨立投資六百多萬元,在陽剛電子有限公司廠區(qū)內,修建了一座兩層共一千多平方米的專用場館,正式成立上海陽剛民間音樂館(館名為琵琶大師劉德海題寫),并聘請作曲家顧冠仁任名譽館長。建館之初,即言明該館以創(chuàng)建于企業(yè)、植根于民間、服務于社會為宗旨,征集江南絲竹和琵琶藝術相關的樂器、樂譜、樂書、樂響等,促進崇明傳統(tǒng)音樂和江南絲竹的傳承與發(fā)展。時至今日,已征集到三千多份各類手稿、書刊、音像及樂器等藏品(部分館藏目錄見附錄)。最具地方特色的鎮(zhèn)館之寶,無疑是崇明派琵琶的重要標識——沈肇州編訂1916年初版的《瀛洲古調》。當然,讓人留連忘返的,并非僅僅是一本《瀛洲古調》,館內還藏有:華秋萍編訂《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譜真?zhèn)鳌罚?818,即坊間所稱《華氏琵琶譜》)和華氏1816年的手稿,光緒版李芳園編訂《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1895),沈皓初編訂《養(yǎng)正軒琵琶譜》(1929)。無錫派、平湖派、浦東派、崇明派四大流派琵琶的代表性初版譜本,集于一館之內,作為永久收藏、展覽,這是陽剛民間音樂館的“底氣”,也是琵琶人的福音,這樣的“底氣”是許多名博物館、圖書館的夢想,但機會垂青的往往是務實的行動家。如果再瀏覽一下標注為“嘉慶乙丑”(1805)的四冊手抄譜本《怡情別藝》以及封面已失,內含《賀圣朝》、《三國贊》、《八板》、《扯不斷》、《遂心令》、《白堂燈》、《首令》、《尖清天歌》、《塔清天歌》、《五方佛》、《朝天子》等七十多個小曲的工尺譜器樂曲抄本等,相信真正愛樂之人會怦然心動。
陽剛民間音樂館沒有皇家展館的儲量與官定的文物級別,沒有保安監(jiān)守、玻璃柜林立、空間巨大的奢華展場,但這里處處彰顯“藏書貴流通,藏書惠士林”的常識與坦誠。喬建中師為參加“紀念林石城先生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杭州撰寫發(fā)言稿時,需要查閱《養(yǎng)正軒琵琶譜》(1929年版)和《怡情別藝》(嘉慶乙丑,1805),電話聯(lián)系楊剛之后,沒過幾日即收到自上??爝f來的兩函線裝譜。我很想知道,今日中國,哪家圖書館、博物館可以通過電話就能將自己的館藏珍本郵寄出借。當然,這樣的外借,不會針對每一位研究者。然而,你如果是一位虔誠的參觀者,并且親到上海陽剛民間音樂館,在那位仔細的管理員季先生的指導下,會允許你帶上白手套,雙手托起譜本,輕輕翻開發(fā)黃的書頁,你會從楷體豎排“新紀元之五年八月,瀛洲古調,沈恩孚”的端詳中觸摸到歷史的溫度。這也許就是博物館的意義,這就是有形實物的價值。雖然現(xiàn)代電子檢閱方便、快捷,圖片清晰度堪與實物毗美,信息容量動輒上億,但在陽剛民間音樂館的展廳或庫房摸一摸1816年華秋萍的手稿,摸一摸1950年代的膠木唱片,摸一摸伴隨劉德海大師三十年的琵琶,會有不一樣的感受,會有不一樣的收獲?!度嗣褚魳贰吩敝骶幱趹c新先生看到陽剛民間音樂館征集的一整套自創(chuàng)刊至今的《人民音樂》雜志時說:“也許再過若干年,我們還得到陽剛民間音樂館來查閱《人民音樂》?!蔽衣犃T,心中暗自浮起另一畫面:也許到于老師不出家門時,最想的恐怕不是“查閱”,而是手捧發(fā)黃的《人民音樂》摸一摸。
楊剛坦言:目前征集來的三千多份藏品,每一份都是帶著或大或小,或曲折或直接的故事來到這里的。這是必然,譜本或器物一經(jīng)誕生,就沿著各自的生命軌跡“各奔前程”,誰也無法預知它會在何時何地暫停還是前行,現(xiàn)在要以陽剛民間音樂館為歸宿,將處于不同地點、歸屬不同所有者的“游子”全部請回,對于非官方的陽剛民間音樂館、非專業(yè)的楊剛而言,長途跋涉、資金投入只是起點。
民間文化的傳播自有一套路線,只有真正用心的人,才會“上路”。
幾年來,北京潘家園,上海文廟以及杭州、廣州、成都、重慶等地的獨立老舊書店,楊剛幾乎成為常客。而全國五十余家二手書店的老板,也已處成朋友。為求一份民國譜本,和衣而宿成都一家16元小店,說服等待,終至藏家感動并無嘗捐贈的故事,就成為極其普通的故事。然而,這一件件的故事,卻是走入陽剛民間音樂館藏品的“身份證明”,更是每一件藏品不可分割的歷史。我曾設想,讓楊剛口述每件藏品征集中的故事,作為藏品展覽的“故事附件”,這個“附件”的充實與壯大,就是陽剛民間音樂館藏品的生命史。
二、委約作品和絲竹樂團
文化的此消彼長,本屬正常,傳統(tǒng)的演化變異,尤如江河奔流。一代有一代的生命體驗,不同的生命體驗成為傳統(tǒng)演化的內在源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不同時代的文化創(chuàng)造,也承載著不同時代的生命意志。百余年間,江南絲竹在江南水鄉(xiāng)孕育、壯大,《三六》、《行街》、《四合如意》、《歡樂歌》、《云慶》、《中花六板》、《慢三六》和《慢六板》八大名曲,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絲竹樂迷,但一代一代的玩家也不斷從戲曲、曲藝、民歌和其它器樂曲中改編并創(chuàng)作新江南絲竹,為江南絲竹持續(xù)注入新鮮血液,這才是江南絲竹百年不衰的根本所在。陽剛民間音樂館在以靜態(tài)方式征集、收藏、展覽相關器物,以物化形式凝固崇明琵琶藝術和江南絲竹歷史的同時,已經(jīng)深刻認識到:民間音樂館是面向過去的尋根,委約作品是面向未來的創(chuàng)造。為此,陽剛民間音樂館成立之初就已經(jīng)向顧冠仁先生委約,并積累了《清清洋山河》、《瀛洲新韻》等八首新江南絲竹。近期,又聘請琵琶大師劉德海先生撰寫了“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作品征集的預案,力主“創(chuàng)造新的江南絲竹——‘瀛洲絲竹’是歷史與未來賦予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責任”。遵此“預案”,陽剛民間音樂館于2012年同時向江、浙、滬三地十六位優(yōu)秀作曲家委約“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作品,并由琵琶演奏家劉德海、作曲家顧冠仁、音樂學家喬建中、指揮家王甫建和楊剛先生共同發(fā)起召開了“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創(chuàng)作研討會”,來自江浙滬三地的16位受約作者與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奏家、音樂學家等,就“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的內涵與外延,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以及委約作品的質量、演奏等話題,逐一表達了自己的理念與設想。是次會議中,已近耄耋之年的作曲家何占豪,在發(fā)言中以青年人的豪情朗聲強調“我們這個時代的江南絲竹,不是50年前的江南絲竹,要用新的語言、新的體裁、新的題材創(chuàng)作新環(huán)境下的新江南絲竹”。至今天為止,已經(jīng)積累有《清清洋山河》、《東灘晨曲》、《吳風月韻》、《秋雨》、《道情新唱》、《水仙》、《山歌與號子》、《悠悠絲竹情》、《曲水流觴》等22首新創(chuàng)作江南絲竹,并完成了部分作品的錄音。
無論是早期的個別委約,還是近期的集體委約,重要的是,楊剛先生并不是拿到委約作品之后,壓在箱底,等待某一天的“投資回報”,而是首先用之于陽剛絲竹樂團,不僅每周固定時間排練,而且盡可能參加各類絲竹活動。在“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創(chuàng)作研討會”上,陽剛絲竹樂團即向與會代表現(xiàn)場表演了《清清洋山河》和《行街》、《四合如意》等新創(chuàng)作與傳統(tǒng)的江南絲竹。此外,該團還曾參與“瀛洲暢響——大師與民間師專樂團對話”、“江南絲竹新作品試奏會”、“國際江南絲竹團體賽”等等活動,通過活態(tài)方式傳承絲竹,保護絲竹,傳播絲竹。我相信,隨著更大范圍內的委約,更多作曲家的參與,更廣泛的表演,江南絲竹也會更加枝繁葉茂,奔流不息。
三、“我者”的本土文化保護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地方性,文學與音樂尤其典型。從大范圍來看,南老北孔、南騷北風、南彈北鼓、南絲竹北弦索;從小區(qū)域來看,古箏流派有山東、河南、潮州、浙江等地域之別,琵琶有無錫、平湖、崇明、浦東地域之別。不同地域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在遭遇現(xiàn)代化的沖擊,使之式微之時,“他者”的提倡、幫助至多是外因,推動地域性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的根本動力還需憑借內因,憑借文化的“我者”。中國不同傳統(tǒng)音樂品種之間的差異,甚至會超過中外文化之間的差異,比如江南絲竹與新疆木卡姆之間的差別,甚至要大于江南絲竹和歐洲室內樂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期望于文化的“他者”,無異于讓歐洲人來拯救江南絲竹。依靠“他者”救贖、施舍或審定,絕不是文化發(fā)展的正途,也不是文化傳承與發(fā)展的健康心態(tài)。當然,“他者”是一個相對概念,就江南絲竹而言,相對于中國人,外國人是江南絲竹的文化“他者”,相對于江南人,北方人是江南絲竹的文化“他者”,相對于江南絲竹的從業(yè)者而言,各級政府機構是文化的“他者”。近年來,隨著文化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地方文化的自我認同也在由被動而逐漸轉向主動。只有對自我文化有了自覺認同,然后繼之以適當行為,才會激活自身的生命機體,實現(xiàn)健康茁壯成長。有一點可以肯定,江南絲竹的傳承與發(fā)展,江南人肯定是主角,崇明島傳統(tǒng)音樂的生命,只能寄希望于島內“我者”的認同與努力。楊剛先生作為一介上海崇明島居民,早年為生存奔波,近年經(jīng)企業(yè)步入小康,發(fā)現(xiàn)幼時吹笛子的興趣還在,遂在幼時愛好的牽引下,在自己企業(yè)的資助下,發(fā)展民間音樂文化。這其實不過是在鄉(xiāng)土文化的熏染之下,對“我者”文化的一種自覺,對文化“天命”的一種回應。我十分羨慕,楊剛先生能在自己先輩生活的地方,一方面沐浴先輩創(chuàng)造的地方傳統(tǒng)文化,一方面守護、傳承、發(fā)展已經(jīng)內化為自己血液的地方傳統(tǒng)文化。當然,更讓人在意之處,是他完全異于常見的企業(yè)贊助或項目投資的具體做法。楊剛自籌建民間音樂館之初,就有意識結識音樂界可交之人,虛心求教,在他們的指導與幫助下,全方位行動:建設民間音樂館、委約新作品、組建絲竹樂團。民間音樂館是珍藏歷史根基,是守護過去、肯定過去,但它會啟迪未來,它會給新的創(chuàng)造提供動力和方向。積累新作品是當代樂人的時代性貢獻,是“這一代”人的責任,是當下的展現(xiàn)。日常表演是活態(tài)傳承最好的辦法,這是與文人樂譜記錄完全不同的一套系統(tǒng),沒有這套系統(tǒng),民間音樂的傳承就是空中樓閣。
前幾年,一家電視臺曾尋找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優(yōu)秀企業(yè)家講述財富人生,條件有三個“仍然”:仍然是這個企業(yè)家,仍然堅持做這個行業(yè),仍然在最初創(chuàng)業(yè)的地方。陽剛電子有限公司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目前陽剛民間音樂館館藏還有限,委約作品的數(shù)量還處于起步階段,樂團表演的水平也有待提高。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楊剛先生在企業(yè)發(fā)展中三個“仍然”的堅守、執(zhí)著的品格,施之于目前的良性格局,假以時日之后,會為崇明傳統(tǒng)音樂文化和江南絲竹的傳承與保護做出不一樣的成績。我們期待著!
2009年,生于崇明島、長于崇明島的上海陽剛電子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崇明島)董事長楊剛先生,獨立投資六百多萬元,在陽剛電子有限公司廠區(qū)內,修建了一座兩層共一千多平方米的專用場館,正式成立上海陽剛民間音樂館(館名為琵琶大師劉德海題寫),并聘請作曲家顧冠仁任名譽館長。建館之初,即言明該館以創(chuàng)建于企業(yè)、植根于民間、服務于社會為宗旨,征集江南絲竹和琵琶藝術相關的樂器、樂譜、樂書、樂響等,促進崇明傳統(tǒng)音樂和江南絲竹的傳承與發(fā)展。時至今日,已征集到三千多份各類手稿、書刊、音像及樂器等藏品(部分館藏目錄見附錄)。最具地方特色的鎮(zhèn)館之寶,無疑是崇明派琵琶的重要標識——沈肇州編訂1916年初版的《瀛洲古調》。當然,讓人留連忘返的,并非僅僅是一本《瀛洲古調》,館內還藏有:華秋萍編訂《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譜真?zhèn)鳌罚?818,即坊間所稱《華氏琵琶譜》)和華氏1816年的手稿,光緒版李芳園編訂《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1895),沈皓初編訂《養(yǎng)正軒琵琶譜》(1929)。無錫派、平湖派、浦東派、崇明派四大流派琵琶的代表性初版譜本,集于一館之內,作為永久收藏、展覽,這是陽剛民間音樂館的“底氣”,也是琵琶人的福音,這樣的“底氣”是許多名博物館、圖書館的夢想,但機會垂青的往往是務實的行動家。如果再瀏覽一下標注為“嘉慶乙丑”(1805)的四冊手抄譜本《怡情別藝》以及封面已失,內含《賀圣朝》、《三國贊》、《八板》、《扯不斷》、《遂心令》、《白堂燈》、《首令》、《尖清天歌》、《塔清天歌》、《五方佛》、《朝天子》等七十多個小曲的工尺譜器樂曲抄本等,相信真正愛樂之人會怦然心動。
陽剛民間音樂館沒有皇家展館的儲量與官定的文物級別,沒有保安監(jiān)守、玻璃柜林立、空間巨大的奢華展場,但這里處處彰顯“藏書貴流通,藏書惠士林”的常識與坦誠。喬建中師為參加“紀念林石城先生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杭州撰寫發(fā)言稿時,需要查閱《養(yǎng)正軒琵琶譜》(1929年版)和《怡情別藝》(嘉慶乙丑,1805),電話聯(lián)系楊剛之后,沒過幾日即收到自上??爝f來的兩函線裝譜。我很想知道,今日中國,哪家圖書館、博物館可以通過電話就能將自己的館藏珍本郵寄出借。當然,這樣的外借,不會針對每一位研究者。然而,你如果是一位虔誠的參觀者,并且親到上海陽剛民間音樂館,在那位仔細的管理員季先生的指導下,會允許你帶上白手套,雙手托起譜本,輕輕翻開發(fā)黃的書頁,你會從楷體豎排“新紀元之五年八月,瀛洲古調,沈恩孚”的端詳中觸摸到歷史的溫度。這也許就是博物館的意義,這就是有形實物的價值。雖然現(xiàn)代電子檢閱方便、快捷,圖片清晰度堪與實物毗美,信息容量動輒上億,但在陽剛民間音樂館的展廳或庫房摸一摸1816年華秋萍的手稿,摸一摸1950年代的膠木唱片,摸一摸伴隨劉德海大師三十年的琵琶,會有不一樣的感受,會有不一樣的收獲?!度嗣褚魳贰吩敝骶幱趹c新先生看到陽剛民間音樂館征集的一整套自創(chuàng)刊至今的《人民音樂》雜志時說:“也許再過若干年,我們還得到陽剛民間音樂館來查閱《人民音樂》?!蔽衣犃T,心中暗自浮起另一畫面:也許到于老師不出家門時,最想的恐怕不是“查閱”,而是手捧發(fā)黃的《人民音樂》摸一摸。
楊剛坦言:目前征集來的三千多份藏品,每一份都是帶著或大或小,或曲折或直接的故事來到這里的。這是必然,譜本或器物一經(jīng)誕生,就沿著各自的生命軌跡“各奔前程”,誰也無法預知它會在何時何地暫停還是前行,現(xiàn)在要以陽剛民間音樂館為歸宿,將處于不同地點、歸屬不同所有者的“游子”全部請回,對于非官方的陽剛民間音樂館、非專業(yè)的楊剛而言,長途跋涉、資金投入只是起點。
民間文化的傳播自有一套路線,只有真正用心的人,才會“上路”。
幾年來,北京潘家園,上海文廟以及杭州、廣州、成都、重慶等地的獨立老舊書店,楊剛幾乎成為常客。而全國五十余家二手書店的老板,也已處成朋友。為求一份民國譜本,和衣而宿成都一家16元小店,說服等待,終至藏家感動并無嘗捐贈的故事,就成為極其普通的故事。然而,這一件件的故事,卻是走入陽剛民間音樂館藏品的“身份證明”,更是每一件藏品不可分割的歷史。我曾設想,讓楊剛口述每件藏品征集中的故事,作為藏品展覽的“故事附件”,這個“附件”的充實與壯大,就是陽剛民間音樂館藏品的生命史。
二、委約作品和絲竹樂團
文化的此消彼長,本屬正常,傳統(tǒng)的演化變異,尤如江河奔流。一代有一代的生命體驗,不同的生命體驗成為傳統(tǒng)演化的內在源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不同時代的文化創(chuàng)造,也承載著不同時代的生命意志。百余年間,江南絲竹在江南水鄉(xiāng)孕育、壯大,《三六》、《行街》、《四合如意》、《歡樂歌》、《云慶》、《中花六板》、《慢三六》和《慢六板》八大名曲,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絲竹樂迷,但一代一代的玩家也不斷從戲曲、曲藝、民歌和其它器樂曲中改編并創(chuàng)作新江南絲竹,為江南絲竹持續(xù)注入新鮮血液,這才是江南絲竹百年不衰的根本所在。陽剛民間音樂館在以靜態(tài)方式征集、收藏、展覽相關器物,以物化形式凝固崇明琵琶藝術和江南絲竹歷史的同時,已經(jīng)深刻認識到:民間音樂館是面向過去的尋根,委約作品是面向未來的創(chuàng)造。為此,陽剛民間音樂館成立之初就已經(jīng)向顧冠仁先生委約,并積累了《清清洋山河》、《瀛洲新韻》等八首新江南絲竹。近期,又聘請琵琶大師劉德海先生撰寫了“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作品征集的預案,力主“創(chuàng)造新的江南絲竹——‘瀛洲絲竹’是歷史與未來賦予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責任”。遵此“預案”,陽剛民間音樂館于2012年同時向江、浙、滬三地十六位優(yōu)秀作曲家委約“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作品,并由琵琶演奏家劉德海、作曲家顧冠仁、音樂學家喬建中、指揮家王甫建和楊剛先生共同發(fā)起召開了“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創(chuàng)作研討會”,來自江浙滬三地的16位受約作者與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奏家、音樂學家等,就“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的內涵與外延,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以及委約作品的質量、演奏等話題,逐一表達了自己的理念與設想。是次會議中,已近耄耋之年的作曲家何占豪,在發(fā)言中以青年人的豪情朗聲強調“我們這個時代的江南絲竹,不是50年前的江南絲竹,要用新的語言、新的體裁、新的題材創(chuàng)作新環(huán)境下的新江南絲竹”。至今天為止,已經(jīng)積累有《清清洋山河》、《東灘晨曲》、《吳風月韻》、《秋雨》、《道情新唱》、《水仙》、《山歌與號子》、《悠悠絲竹情》、《曲水流觴》等22首新創(chuàng)作江南絲竹,并完成了部分作品的錄音。
無論是早期的個別委約,還是近期的集體委約,重要的是,楊剛先生并不是拿到委約作品之后,壓在箱底,等待某一天的“投資回報”,而是首先用之于陽剛絲竹樂團,不僅每周固定時間排練,而且盡可能參加各類絲竹活動。在“瀛洲絲竹(新江南絲竹)創(chuàng)作研討會”上,陽剛絲竹樂團即向與會代表現(xiàn)場表演了《清清洋山河》和《行街》、《四合如意》等新創(chuàng)作與傳統(tǒng)的江南絲竹。此外,該團還曾參與“瀛洲暢響——大師與民間師專樂團對話”、“江南絲竹新作品試奏會”、“國際江南絲竹團體賽”等等活動,通過活態(tài)方式傳承絲竹,保護絲竹,傳播絲竹。我相信,隨著更大范圍內的委約,更多作曲家的參與,更廣泛的表演,江南絲竹也會更加枝繁葉茂,奔流不息。
三、“我者”的本土文化保護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地方性,文學與音樂尤其典型。從大范圍來看,南老北孔、南騷北風、南彈北鼓、南絲竹北弦索;從小區(qū)域來看,古箏流派有山東、河南、潮州、浙江等地域之別,琵琶有無錫、平湖、崇明、浦東地域之別。不同地域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在遭遇現(xiàn)代化的沖擊,使之式微之時,“他者”的提倡、幫助至多是外因,推動地域性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的根本動力還需憑借內因,憑借文化的“我者”。中國不同傳統(tǒng)音樂品種之間的差異,甚至會超過中外文化之間的差異,比如江南絲竹與新疆木卡姆之間的差別,甚至要大于江南絲竹和歐洲室內樂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們期望于文化的“他者”,無異于讓歐洲人來拯救江南絲竹。依靠“他者”救贖、施舍或審定,絕不是文化發(fā)展的正途,也不是文化傳承與發(fā)展的健康心態(tài)。當然,“他者”是一個相對概念,就江南絲竹而言,相對于中國人,外國人是江南絲竹的文化“他者”,相對于江南人,北方人是江南絲竹的文化“他者”,相對于江南絲竹的從業(yè)者而言,各級政府機構是文化的“他者”。近年來,隨著文化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地方文化的自我認同也在由被動而逐漸轉向主動。只有對自我文化有了自覺認同,然后繼之以適當行為,才會激活自身的生命機體,實現(xiàn)健康茁壯成長。有一點可以肯定,江南絲竹的傳承與發(fā)展,江南人肯定是主角,崇明島傳統(tǒng)音樂的生命,只能寄希望于島內“我者”的認同與努力。楊剛先生作為一介上海崇明島居民,早年為生存奔波,近年經(jīng)企業(yè)步入小康,發(fā)現(xiàn)幼時吹笛子的興趣還在,遂在幼時愛好的牽引下,在自己企業(yè)的資助下,發(fā)展民間音樂文化。這其實不過是在鄉(xiāng)土文化的熏染之下,對“我者”文化的一種自覺,對文化“天命”的一種回應。我十分羨慕,楊剛先生能在自己先輩生活的地方,一方面沐浴先輩創(chuàng)造的地方傳統(tǒng)文化,一方面守護、傳承、發(fā)展已經(jīng)內化為自己血液的地方傳統(tǒng)文化。當然,更讓人在意之處,是他完全異于常見的企業(yè)贊助或項目投資的具體做法。楊剛自籌建民間音樂館之初,就有意識結識音樂界可交之人,虛心求教,在他們的指導與幫助下,全方位行動:建設民間音樂館、委約新作品、組建絲竹樂團。民間音樂館是珍藏歷史根基,是守護過去、肯定過去,但它會啟迪未來,它會給新的創(chuàng)造提供動力和方向。積累新作品是當代樂人的時代性貢獻,是“這一代”人的責任,是當下的展現(xiàn)。日常表演是活態(tài)傳承最好的辦法,這是與文人樂譜記錄完全不同的一套系統(tǒng),沒有這套系統(tǒng),民間音樂的傳承就是空中樓閣。
前幾年,一家電視臺曾尋找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優(yōu)秀企業(yè)家講述財富人生,條件有三個“仍然”:仍然是這個企業(yè)家,仍然堅持做這個行業(yè),仍然在最初創(chuàng)業(yè)的地方。陽剛電子有限公司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目前陽剛民間音樂館館藏還有限,委約作品的數(shù)量還處于起步階段,樂團表演的水平也有待提高。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楊剛先生在企業(yè)發(fā)展中三個“仍然”的堅守、執(zhí)著的品格,施之于目前的良性格局,假以時日之后,會為崇明傳統(tǒng)音樂文化和江南絲竹的傳承與保護做出不一樣的成績。我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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