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嚴的飄搖欲墜——還原梅曾亮的精神處境

梅曾亮在文學史勢利的層級結構中，最多不過算一個中等文人。而在桐城派的標簽下，其自身的面目甚為模糊。他被認為在桐城派的發(fā)展過程中處于一個文派傳承的重要時期，對桐城后學的影響頗大。很多研究者認為梅曾亮是桐城派在姚鼐之后傳承過程中重要的一環(huán)。但他的真正面目也被這標簽遮蔽了。派別的標簽簡單化了梅曾亮文人的身份，以及由此帶來的文人復雜處境。無論梅曾亮本人是如何地重視作為一個傳統(tǒng)的“士”所應具有的社會責任，可是當他面對真實的生活時，一切又開始變得不同。我們將通過他真實的處境，盡可能還原他的精神困境。

梅曾亮筆下文人困厄的生活處境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而這種處境也對文人的精神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末大動蕩之后，經(jīng)過清初完成政治統(tǒng)一，國家又恢復太平局面?？滴?、雍正、乾隆三朝后，社會財富的累積遠遠超過前朝，而社會人口也出現(xiàn)了爆炸式的增長。短時間里人口大量增加當然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壓力。盛世的民間底層社會，百姓的生活改觀并沒有多大。從英國特使的見聞就可見一斑。而人口的增加帶給文人的直接影響就是科舉的錄取率逐年下降。這條文人仰仗著求取生活所依的前途愈來愈窄且布滿荊棘。

這所謂荊棘就是清政府在政治上對漢族文人的刻意打壓。調(diào)整各省科舉錄取名額，降低江浙名額以及貫穿康、雍、乾三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獄都屬此列。

經(jīng)濟與政治上的生存壓力當然會對士人的精神產(chǎn)生嚴重影響。龔自珍就曾給我們描繪出了一幅精神遭受扭曲的衰世世相，并預言性地揭示出在這樣的衰世中“才士”、“才民”的處境：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鬅o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癢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權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漸，或三歲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才者自度將見戮，則早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早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曏之倫聒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

并不是這片土地與杰出之士無緣，而是杰出之士一旦出現(xiàn)卻無法成長?！安攀俊?、“才民”唯一的結局就是被戮，還不是肉體上的消滅，而是“戮其心”。 在龔自珍的詩文中，“心”一詞出現(xiàn)的頻率是很高的?？梢哉f，“心”就是一個人自覺的意識，所以能憂、能憤、能思慮、能有廉恥。凡缺乏這種自覺意識的，“心無力者，謂之庸人”。所以，衰世中“才者”遭遇到的最大的迫害便是“戮其心”，通過精神上的壓迫剝奪一個人的自覺的意識。這是龔自珍對時代最大的控訴。如果說這里還是通過寓言來展示的，那下面兩段引文講得就更為直接，更為清晰了：

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

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nèi)也?！e百年之力，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余蔭，一旦責有氣于臣，不亦暮乎！

錢穆看到這段文字時曾感慨萬千，特從龔自珍文集中舉《杭大宗逸事狀》為例以證其說。杭世駿因乾隆八年（1743年），久旱無雨，應皇帝下詔求直言，上了一篇《時務策》，主張“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結果觸動帝怒，被斥“懷私妄奏”，刑部議處死刑。后從寬發(fā)落，革職歸田。龔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狀》中說：“癸已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湖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彼^“糾虔士大夫甚密”，從這個例子來看，無非就是統(tǒng)治者以死亡來威脅、殘害士大夫，戮其身，最終戮其心。錢穆最后感慨道：“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開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氣節(jié)廉恥？又奈何言人才？”心都沒有了，還談什么氣節(jié)廉恥呢？統(tǒng)治者既戮盡了天下之心，還能向天下之民要求廉恥氣節(jié)嗎？龔自珍之成為先驅的原因，在于他不但像李贄那樣把人的自覺意識和道德倫常對立起來，更指出了造成整個中國沒有生氣，官民上下缺乏氣節(jié)的原因，那就是——“戮其心”。如此，才要尊其心，也就是要找回被“戮”的自我的自覺意識，找回自我的獨立的人格。

梅曾亮的見解沒有龔自珍這般深刻。但他從自己的親身體會中了解到了這種對文人精神的創(chuàng)傷，并在文中反復申說。其論說與龔自珍也多有相契之處。而其在窮厄之中對文人自尊的持守，也是保有自我意識的前提。

首先，在梅曾亮看來，窮厄的生活使士人普遍喪志，失去尊嚴，結果使士人在社會上受到輕視。在以“士說”為題的一篇文章中梅曾亮就直接涉及到了這個問題。文章以傳統(tǒng)論說文的比擬開篇，把求棟梁者對木的需求和國家對“士”的需求相比較?！笆恐趪?，猶木之于室也?！本o接著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難道是因為天下士寡木多嗎？還是“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梅曾亮的答案很簡單是，只因為現(xiàn)在不以“士”來看待“士”?！敖褚允恐蓄愑谏藤Z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把士等同于商賈負販，甚至認為連商賈負販都不如，俗語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恰恰是從世俗職業(yè)功能的角度來看待士人。只要他沒有通過科舉取得功名，沒有走上仕途，他無非就是一個能識幾個字會寫幾行書的人。這樣的人，就像我們在梅曾亮筆下所看到的，連保證自己的妻兒免于凍餒的能力都沒有，在以利祿功名為評判標準的世俗看來，自然無用。但世俗如此看可以，連國家也以如此勢利之眼待士人則不可。梅曾亮曾借藺相如一事發(fā)出了警告：一個只注重物質(zhì)利益而不重視真正人才的國家只有被他人奴役?！氨酥粣鬯朗慷鴲坭嫡?，其國可玩而虜也”。

但士人遭到輕視，反而使士人更汲汲于用世。梅曾亮在《觀漁》一文從捕魚者的經(jīng)驗中看到了士人如此處境，發(fā)出了對汲汲于用世者的警告。當漁網(wǎng)從水中慢慢拉出時，魚兒“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此時此刻，“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為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于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于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如果說這里還只是一則寓言，不過顯示了詩人憂思之深，那么，梅曾亮在歷史中，在韓非、晁錯等這些歷史人物身上看到的則是士人面對的更為現(xiàn)實的危險處境。士人喜歡舞文弄墨，著書立說。梅曾亮認為古今著書立說無非兩種情況：“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于功成之后者。不然，則無意于世以潛其用者矣?！薄皾撈溆谜摺笨梢圆徽?，汲汲于想以此干世者，難道不知人君絕不會受制于人聽人擺布么？“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測物而不為物所測”。當他一旦意識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時，“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韓非想授人君南面之術，“（韓）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wǎng)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背恕安簧撇仄溆谩?，士人動輒得咎還與其所售之術有關。在《晁錯論》中，梅曾亮便以晁錯的結局為例進行細致的分析，得出晁錯必死的結論。而這只因他授予景帝的是“盜術”。所以，“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當然，這也和統(tǒng)治者的心術相關。就像他一針見血點出明太祖“謀萬世安，欲以木訥文弱愚黔首之民”，在這樣的統(tǒng)治下，士人除了降心抑志、茍且偷生之外還有什么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