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豆的隱喻與文藝工作者的異化——略談宗璞《紅豆》

    從當代文學史的角度讀宗璞的《紅豆》一文，考察的重點也許不在于它的藝術特色或思想內容，而在于小說本身與歷史語境的關系，在于小說所象征的文藝工作者的異化過程。

    《紅豆》是宗璞第一篇引起文壇注目的作品。縱向看，《紅豆》是一個“怪胎”，同時本身又意味著一種轉折。其后發(fā)表在六十年代的《桃園女兒嫁窩谷》《兩場“大戰(zhàn)”》《后門》等小說均以獻身革命事業(yè)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或在社會主義道德觀念中成長的新一代為主角，散文《山溪》《西湖漫筆》《墨城紅月》等直抒胸臆地謳歌祖國大地與社會主義事業(yè)。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角色消失了，個人復雜的情感傾吐弱化了。文革期間宗璞的小說和散文創(chuàng)作處于空白期，1978年才出現(xiàn)新的作品。自此，《紅豆》的血脈重新被接續(xù)，新的轉折似乎再度回到了《紅豆》的方向。

    橫向看，與《紅豆》同時期產(chǎn)生的一系列作品，如鄧友梅的《在懸崖上》、豐村的《美麗》和《一個離婚案件》，以及與此相關的理論文章，如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巴人的《論人情》、王淑明的《論人情和人性》、《關于人性問題的筆記》等，被視為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人性論和人情論的重新抬頭，一起遭遇了被批判的命運。文學史進入20世紀下半葉，新的社會環(huán)境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們的創(chuàng)作軌跡也由此發(fā)生了改寫。歷史語境對于他們的異化，在《紅豆》這篇小說中的江玫身上可見一斑。

    《紅豆》講述“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江玫與資本家家庭出身的齊虹的戀情、與無產(chǎn)階級工作者蕭素的友情，在雙方的爭取下，江玫經(jīng)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投身到革命事業(yè)中去。宗璞曾說這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目的是“說明拯救她的黨的力量之偉大”，然而在展開的過程中不自覺地發(fā)生了異化，顯示出某種含混的效果。

    小說一開始就呈現(xiàn)出一派懷舊的詩意的氣氛，天氣陰沉，雪花飛舞。懷舊的情感一直延續(xù)到她走進房間、發(fā)現(xiàn)紅豆、進入回憶。與小說開頭的雪相呼應的正是對愛情的眷戀——在雪天，她遇到了齊虹，也是在雪天，他們生離。對耶穌苦像的復雜心理、對紅豆的淚水，都暗示著曾經(jīng)的愛情仍給她巨大的痛苦。宗璞的文筆之細膩一直為人稱道，這些描寫輕易地讓人看到一個失戀女子的形象，與“黨的成熟的工作者”這一身份設定似有齟齬。

    其后的回憶中，對愛情的美好刻畫得令人印象深刻。為顯示出資產(chǎn)階級“聞花傷情”、“見鳥賦詩”、沉迷個人主義的特點，齊虹被塑造成一個遠離人類、沉浸于自我的人，“有一種迷惘的做夢的神氣”。江齊二人相談甚歡的話題也脫離現(xiàn)實和集體，集中于羅曼蒂克的藝術： 

    她和齊虹無止境地談著貝多芬和蕭邦，談著蘇東坡和李商隱，談著濟慈和勃朗寧。他們都很喜歡蘇東坡的那首《江城子》……幻想著十年的時間會在他們身上留下怎樣的痕跡。他們談時間，空間，也談論人生的道理——

 “感情的深厚”鋪墊完成，按照設定，是應當展現(xiàn)黨的力量、改造個體的時候了。在那同一時期產(chǎn)生的作品以及文學批評中可以感受到，這也是時代對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的要求。

    當代文學史進入50年代，為新興政權尋求合法性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首要目標，描寫和謳歌革命事業(yè)成為主要甚至唯一的主題。此外，新中國文學與五四以來的啟蒙文學在對待資產(chǎn)階級和個人主義的態(tài)度上分道揚鑣。人性論、人情論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或“修正主義”，遭到批判?！安皇菬o產(chǎn)階級的、勞動人民的人情同人性，就一定是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或地主階級的人情同人性，二者必居其一”。一切都意味著進行文學生產(chǎn)的文藝工作者應當受到相應的改造。而對善于書寫人性人情的文藝工作者來說，改造過程無異于一場異化。

    作者為了達成江玫的改造，提供了代表“組織”的角色——蕭素。甚至還有屈死的父親，偏愛蕭素、反感齊虹的母親和緊急的社會環(huán)境。她也果然在學習和參與集體中感到了快樂，但為了更有力地從齊虹那里爭取江玫，還需要更特殊的情節(jié)。于是賣血的情節(jié)出現(xiàn)了。有什么比這善良和恩情更能打動人的呢？江玫“跪在床邊，用兩只手遮住了臉”。之后蕭素被捕，一個為大眾、為集體而獻身的英雄形象更反襯著齊虹關注小我的自私。齊虹理應在這一刻就失去了江玫。

    然而與跨階級的愛人的分離是艱難的。小說的最后充滿爭執(zhí)、痛苦和眼淚。這成為當時眾多批判者的矛頭所指，認為“這是一種頹廢的、脆弱的、不健康的小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的感傷”?！敖狄环矫娌讲阶呦蚋锩?，另一方面對齊虹的愛情卻始終如舊，甚至到了解放前夕，齊虹將要飛走時，她擔心不能和他再見‘最后一面’，竟‘心里在大聲哭泣’，‘心沉了下去，兩腿發(fā)軟’，這就表明江玫一點沒有改變，仍是充滿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感情?！?/p>

    在某種意義上，江玫改造自我的過程也可視為當時文藝工作者的蛻變過程。從齊虹走向蕭素，意味著從個人走向集體，從個人情感走向階級情感，從自私走向無私，從感性走向理性，從文學的象牙塔走入社會變革的洪流，從資產(chǎn)階級式的“人性人情”走向社會主義新的道德觀念，從五四走向“五二三”。

    那么改造的結果如何呢？讓我們來看看六年后的江玫。身為黨的成熟的工作者，她在工作上的進步并沒有詳細敘述。感情上，她也并未在革命事業(yè)的奮斗過程中找到伴侶。她最終沒有成為第二個林道靜或保爾，沒有達到“革命—愛情”的統(tǒng)一。面對六年前的兩顆紅豆，仍然無法擺脫自己“小小的悲歡”。這樣的結局更令批判者們不滿：“照理說，這樣的題材是應當通過對過去的批判促使人們向上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的。然而不，在讀完之后，留給我們的主要方面不是江玫的堅強，而是江玫的軟弱?！詈罅艚o我們的，不是‘我不后悔’，而是一個手中握著‘已經(jīng)被淚水滴濕了的紅豆’悔恨終身的女性的形象?！庇谑沁@樣的疑問存在著：新的歷史語境下對于文藝工作者的改造，手術是否成功？所謂的“資產(chǎn)階級式的人性人情”，是否可以一刀切除？

紅豆的意象在小說中至少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一，作為愛情信物的紅豆。這是江齊二人誓言的化身，它的發(fā)現(xiàn)與復蘇是喚起回憶的契機；

二，作為情感疤痕的紅豆。與齊虹決裂造成的傷口究竟愈合得如何，小說的結尾是曖昧的。從愛情的夢中驚醒，江玫又回歸正軌。笑意掩飾了淚水，工作仍要繼續(xù)。身為革命干部的江玫和身為失戀女子的江玫畢竟不能截然分開。紅豆經(jīng)六年的歲月不曾毀滅，再度查看仍然鮮亮如昨，暗示那段感情之刻骨銘心。

三，作為隱喻的紅豆。紅豆似乎可以視為當代文學史上文藝工作者的某種珍藏。齊虹這一人物所象征的自由、感性、藝術至上、遠離政治等特征是許多文藝工作者的志趣。他們也同江玫一樣，在接受改造的過程中，與原來堅持的道路、承擔的責任決裂時感到痛苦。令人欣慰的是，這些傳統(tǒng)并未真正喪失，而是凝結成作為紀念的紅豆，小心封藏，等待重見天日的一刻。宗璞《<紅豆>憶談》中寫到：

    我們都被押解著跪在一尊偽造的“神”前……凡是選擇了“人”這個光輝字眼的人，都被處以極刑。你不是要做人么？讓你只剩下一具尸首！但人的光輝終究不可磨滅，人們逐漸認識到自己所處的黑夜之為黑夜，人們呼喚著黎明。在祖國大地上，終于透出亮光了。

    于是才可以說幾句話。

    巧合的是，小說中的一些情節(jié)也與當代文學史的現(xiàn)象似有暗合。江玫覺得那個遮擋著紅豆的耶穌苦像：“總覺得他太累，因為他負荷著那么多人世間的痛苦?！弊屛乃嚬ぷ髡咦叱鱿笱浪?，承擔政治的職能，讓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似乎也是不堪負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是文學史上長期的命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文學的負擔似乎是太過沉重了。

    再如江玫說到自己對齊虹的感情：“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會忘掉?！边@讓我們想到因堅守了某些藝術原則被迫害至死的巴人、蕭也牧等。當然，更多的人如同宗璞，在特定時期經(jīng)歷了異化的過程，而他們珍藏起來的紅豆，在新時期再度被發(fā)現(xiàn)。宗璞新時期的小說再續(xù)了《紅豆》重人性人情的特點，綻放了第二個創(chuàng)作的春天。

    這時我們也許可以回答黃子平先生之問：“如果文學家能被‘治愈’，文學（作為知識者對時代、民族的道德承諾的寫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學）真的能被‘治愈’嗎？”在特定的時期，文學的確存在著被改造被“治愈”的危險，但按照時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則和標準進行創(chuàng)作的文學往往難以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文藝工作者固然可能被異化，但最值得珍視的文學精魂與使命，總會頑強地保留下來。

——宛如鮮紅如斯的紅豆。

    從這個意義上看，《紅豆》不僅是一篇講述知識分子經(jīng)過自我改造走上革命之路的小說，還是一代文藝工作者的縮影，甚至是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縮影。